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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赠澳门大熊猫“开开”“心心”亮相

据新华社电 中央赠澳大熊猫“开开”“心心”抵达澳门后的30天隔离检疫期结束,健康评估良好。为迎接六一儿童节到来,澳门民政总署5月31日在石排湾郊野公园举行“大熊猫同乐日”活动,让孩子们先睹为快。  31日上午10时许,一群顶着晶莹汗珠的澳门小朋友,冲进了大熊猫馆——终于见到“开开”“心心”啦!  在模拟自然生态环境的石排湾郊野公园大熊猫馆中,7岁的雄性大熊猫“开开”,和8岁的雌性大熊猫“心心”表现得非常活跃——“开开”狼吞虎咽地吃着竹子,“心心”在享用完美食后,还兴奋地走到玻璃窗前向小观众们挥“爪”致意,引来大家一片欢呼。  据了解,为了让“开开”“心心”早日适应澳门的生活,澳门和内地的饲养员、专家们可谓大费心机。一个由11位饲养员、3位兽医,以及一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专家组成的大熊猫“专责团队”,陪同两只大熊猫度过了抵达澳门后最关键的检疫期。  6月1日儿童节当天,市民可正式观赏大熊猫馆的这对新居民。为了避免过多的参观者引起大熊猫精神紧张,在大熊猫“面世”的第一个月,大熊猫馆将实施人数管制措施——每日分6个场次参观,每场人数不得超过100人,只能参观10分钟。  2009年,中央政府宣布赠送澳门一对大熊猫,澳门市民赋予他们“开开”“心心”的美名。2014年6月,“心心”不幸因病离世。在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宣布,中央政府决定再向澳门赠送一对大熊猫。新一对赠澳大熊猫沿用了“开开”“心心”名字。(原标题:赠澳大熊猫“开开”“心心”亮相)编辑:

京华记者卧底暗访    超市之患—暗访  家乐福广渠门店位于东城区富贵园购物中心3层,该店是附近最大的超市之一。其营业面积4000多平方米,所在位置交通便捷,人流量大,每天前往超市购物的顾客很多。“3·15”前夕,京华时报记者以应聘小时工为由,在3月5日至3月13日期间,进入该超市生鲜肉科卧底调查。  经过为期一周多的暗访调查,记者发现,每天早上6点多,该超市工作人员就会把头一天没卖出的冻乌鸡、鸡胗、猪肝等部分肉品食材取出,撕掉旧包装,重新包上新的保鲜膜,最后再贴上当天的新标签后进行出售。此外,该超市还存在制作肉馅的食材不清洗、发臭的鸡肉洗洗后再卖、超市管理有漏洞等问题。  T06、T07采写/拍摄京华时报暗访报道组    记者在暗访过程中,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发现更换标签的现象。家乐福的员工和厂家的促销员均会参与其中,更换标签的动作麻利、娴熟。所有程序均会在上午8点超市开门前完成。      3月5日早上6点,记者来到家乐福广渠门店。生鲜肉科在超市最西侧,紧挨着库房。  当天早上6点多,记者在工作时发现,牛肉区柜台边的面板上,放着一堆用包装盒和保鲜膜包装好的鸡心、猪肝等肉品,一名员工正在撕包装,并顺手把拆掉的包装盒和保鲜膜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然后换上新的包装盒。站在一旁的另一名促销员杨女士则继续包上新的保鲜膜,称重后再贴上新的标签,标签上的日期则由3月4日变成了3月5日。记者注意到,肉品更换包装时,两人动作麻利、娴熟。所有程序完成后,被重新包装一遍的鸡心、猪肝等肉品,被码放到售货柜台上出售。  9日早上7点多,促销员冯先生将几捆包有保鲜膜的羊肉卷,拿到牛肉区柜台边的面板上,随后撕掉外面的保鲜膜和头一天的标签,又重新包装后再贴上9日的新标签。  12日早上5点40分左右,员工于女士已把头一天没卖出去的剩肉放到了牛肉区柜台边的面板上。记者发现,剩肉中有冻乌鸡、鸡心、鸡胗等多种肉品,标签上的包装日期是3月11日。6点多,一名员工和一名促销员开始撕旧的保鲜膜和旧标签,被贴换的新标签上包装日期变成了3月12日。所有被更换标签的肉品最后被摆进了柜台售卖。记者询问促销员,“这不是昨天的吗?”促销员说:“把昨天的重包进去。”对于更换完的肉品,从外表上看,不知情的人丝毫分辨不出来。  记者暗访中发现,撕包装换标签的人有超市内部员工,也有一些厂家的促销员,他们往往都会选择在每天早上6点多至上午8点完成,撕下来的旧包装都会装入垃圾桶,之后便运到1层的垃圾销毁区,集中进行处理。等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8点整超市准时开门营业。      3月5日早上6点半左右,记者首次前往3层的冷鲜鸡肉库,和员工郭先生一起取货。记者推开库房大门后,一股臭味迎面扑来。“这么大的臭味,什么东西坏了?”记者问道。“坏了都正常,不坏才不正常。”郭先生表示。  7日早上6点35分左右,按照郭先生安排,记者搬来半框之前没卖出的鸡肉“琵琶腿”,随后倒入柜台里盛肉品的不锈钢托盘,还没弯下腰,就能闻到明显的臭味。从外观看,“琵琶腿”颜色发白,表皮有破损。“有点臭,顾客闻不出来吗?”记者询问。郭先生回应说,“都坏了,晾晾。”  至于这半箱发臭的“琵琶腿”卖了多久,记者无从得知。但截至当天上午10点左右,该肉品已卖出少部分。  9日上午9点左右,一名女促销员把装有半个托盘的“鸡全腿”端到水池旁,用水管反复冲洗后端到牛肉区的面板上。该员工用刀切掉“鸡全腿”边缘颜色不好的部分,随后重新摆放到柜台上。这时,记者问站在一旁的另一促销员,他回答说,“都粘了,坏了,洗洗再卖。”      3月8日早上6点40分左右,郭先生在冻库拿出猪肉,返回后直接在绞馅机器上开始绞肉馅。“猪肉不洗,不脏吗?”记者问道。郭先生称,“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另一名促销员冯先生说,“郭哥搞两年了,谁吃都没有问题。”  暗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装有猪肉的编织袋足有几十斤重,由于分量较重,员工都习惯用肉钩钩着在地板上拖着走。超市地板上有水,更有灰尘,编织袋上粘有脏物,而里面就是肉品。    9日上午9点15分左右,柜台上的柴鸡销售所剩不多,促销员张先生从库房拿出冰冻在一起的一箱柴鸡。由于冰冻时间较长,多只柴鸡冻连在一起,不好分开。  这时,张先生把连在一起的装在编织袋的几只柴鸡使劲往地板上摔,一次不行、两次,直到分开,摔的过程中,时常会有柴鸡掉落到地面上。记者质疑在地上摔柴鸡不合适,既不卫生又不干净时,张先生回应:“这是烂摊子,没人管!”  肉品冻库位于3层西侧,记者多次到库房取食材时,整个库房堆得很高,地上有散落的鸡大腿等,存放猪肉的1个编织袋随意堆放在角落里。记者多次去库房取货发现,掉在地上的肉一直无人清理。  12日上午,记者再次随郭先生来到冻库,他才把放猪肉的编织袋搬到了架子上。      3月3日下午,记者以应聘小时工为由,来到家乐福广渠门店3层东侧的人事部。一名工作人员简单面试时称,需要材料齐全才能入职,见记者带来的应聘材料缺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外地户口提供暂住证及户口本首页材料,人事部工作人员依然答应记者先入职工作,随后利用一周时间再进行补齐。然而截至记者工作一周后,仍未接到人事部工作人员要材料的电话通知。  记者在家乐福发给员工的《员工手册》第二章录用中看到,在试用期满之前,规定手续仍无法齐备的,将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依照相关规定,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记者在家乐福发给每名员工的《员工手册》中看到,第九章第一条“培训政策”中看到,学习新技能并培训员工是绝对有必要的,在接受任何职位前,应先得到培训。  4日上午,记者领完工服后,并没有工作人员为记者进行任何方面的培训。人事部工作人员称,他们不负责培训,让问所在科科长,而科长对记者也无相关培训。第二天早晨,记者直接上班。  记者在暗访中了解到,像这种现象在该超市很普遍,有时超市缺少员工,应聘人员在没有培训,缺少个人材料情况下,也能成功入职。    “生鲜肉品换包装日期标签接着卖的现象,一直以来是行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大家都见怪不怪。有些超市为了盈利少亏损,同一款生鲜肉或者熟食都在反复打标签,然后摆到柜台进行销售。”      一位在其他超市工作多年的知情者透露,生鲜肉品换包装日期标签接着卖的现象,一直以来是行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大家都见怪不怪。有些超市为了盈利少亏损,同一款生鲜肉或者熟食都在反复打标签,然后摆到柜台进行销售。  一般下班后或第二天营业前,再张贴新的标签,这样一来,让消费者误以为是当天的新鲜肉,销量才能上升。  “我们每月的工资与促销多少相挂钩。”一位在另一超市生鲜部门当促销员的王先生称,工资一般与促销相关联,如果厂家的肉品促销多的话,他们的工资都会高点,反之,工资就会低些。  王先生称,比如厂家的盒装品牌肉馅,通常情况下保质期是5天,如果5天卖不出去,就会面临过期,他们就把肉馅拆开包装,倒在一起后散着卖。或者重新装入一次性托盘,再包上保鲜膜,重新贴上新标签进行销售。“如果倒掉肉馅,就会扣他们工资,这样不划算。”  也有销售员表示,他们的工资与销售多少无关,只是觉得倒掉挺可惜的,这点超市领导也知道,平时检查时,都是睁只眼闭只眼。      北京武警三院胃肠科李医生称,消费者吃了发臭、变质的肉品后,会刺激胃肠黏膜,产生多种细菌,对人体的消化道有伤害,也会影响到正常的吸收。  李医生表示,细菌在食物中繁殖后会使食物腐败变质,所以腐败变质的食物一定有细菌存在。如果把细菌吃下肚去,又会把细菌带到肠子里,并在肠子里繁殖,这样就会使胃肠发炎,出现发热、呕吐、腹痛、腹泻等消化系统疾病的症状。  由于肉品从加工到销售的整个过程中,有很多情况和因素均可促使肉品腐败、变质并具有毒性,而且可能使肉品产生毒性的有毒物质多种多样,肉品被污染的方式和程度也很复杂,因而腐败变质肉品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也表现不同。  李医生建议,消费者在购肉品时,要问清商家保质期时间,什么时间生产的,什么情况下保存它,免得引起不必要后果,造成身体上的伤害。尽量不要吃变质发臭的肉品,注意饮食卫生,健康。一旦食用后患有胃肠炎,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商执法人员介绍,卫生部颁布的《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散装食品标签标注的生产日期必须与生产者出厂时标注的生产日期相一致。由生产者和经营者预包装或分装的食品,严禁更改原有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限。已上市销售的预包装食品不得拆封后重新包装或散装销售。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中禁止伪造或者虚假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其中第三十二条规定,伪造或者虚假标注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5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造成后果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家乐福广渠门店于2008年5月隆重开业,是法国家乐福集团在北京开设的第10家卖场,也是家乐福(中国)在国内开设的第一家“快捷店”。它位于北京东花市南里三区,富贵园购物中心3层,营业面积4000多平方米,经营范围主要为商品零售。家乐福广渠门店的主要经营原则是:以顾客满意为优先,积极调动员工的主动性,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

3月13日13时10分,河南省南召县云阳镇蚕厂南大门一民房发生一起杀人案,致2人死亡。犯罪嫌疑人臧某某在逃跑过程中被民警抓获。  3月12日晚上,嫌疑人臧某某因婚姻纠纷窜至其岳父母暂时居住的出租屋内,次日,将岳母刘某某、家住妻子余某某杀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

【姜伟新:房地产出现危机会引发社会问题】前住建部部长姜伟新表示,房产价格不可能一直保持增长。国内房产价格已总体显现下行态势,但在一线城市体现得慢些。他强调,房产行业出现危机会引发社会问题。“100万的房子变20万,一个人这样还行,一群人都这样呢?” 。记者:赵逸男编辑:

实习生 马慧娟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我的老母亲已经85岁了,还对我说‘你好好表现,我等你出来。’”出现在忏悔视频中的张引,全然没有了徐州市政协副主席的官气,谈及自己的母亲时,几度哽咽流泪,无法说话。  2月25日,中纪委监察部官网在醒目位置推出大型专题栏目“忏悔录”。该专栏中,除了有“案件透视”剖析官员贪腐细节、“我的忏悔”公布官员忏悔书外,还设有视频区域,由落马官员及其家属“现身说法”,首期刊发的,就是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受贿案透视。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今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报告中提出,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要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除了在官网上链接中纪委“忏悔录”栏目外,全国各地纪检机关也开设了多种形式的“忏悔专栏”。  “对于落马官员的忏悔,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观表象、看热闹,还应当深入思考其堕落的根源在哪?为什么没能避免?对于我们完善惩防体系,防范更多的官员贪腐有哪些启示?”北京市反腐倡廉法制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调研员徐苏林说。    “回家后我不敢正视那笔钱,感觉那是一颗定时炸弹……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既紧张又矛盾,说实话,那种精神上的压力让我非常痛苦。”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凌凤鸣在回忆第一次收受贿赂时说,虽然自己是医生,但面对精神上的紧张,也束手无策。  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也是如此,“当我收到第一笔大额贿赂时,心跳加剧,头脑中有瞬间的空白,心里特别紧张,既有着强烈的震撼,又有着加倍的恐惧。”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了大量的“忏悔录”后发现,大部分官员在“忏悔录”中都会提到“第一次”收受贿赂时的心理状态。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说,“其实很多贪官刚掌握权力时,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状态,他们那时也不想腐败,或者想干出一番事业,‘第一次’之后,发现没什么事,没有纪委监察部门的人来找他,上级部门也没人找他,这就放松了警惕,就有了侥幸的心理。从心存侥幸到心安理得,直到产生不受贿、不腐败就难受的心理,这时,他已经把腐败当成了常态”。  从恶如崩,腐败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伴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增大,一些官员腐败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进行权钱交易时也越来越坦然。  雅安市原副市长谭向红1983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农科院植保所从事科研工作,为了争取项目资金,他先后给一些人送钱送物,逢年过节还给他们拜年。那时,谭向红是给人送钱送物的角色。  1995年,谭向红调到四川省科技厅农村处任副处长,手中开始有了一些权力后,角色发生了转变。刚到科技厅不久,谭向红就第一次收受了别人送的一箱水果和500元钱。谭向红称,“我的心情虽然十分复杂,但感觉良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谭向红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还私下注册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收钱。2000年,谭向红调任雅安市副市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欲望也更大了,“认为逢年过节收受分管部门、开发商、建筑商的钱财是很自然的事情”。  “贪官都有侥幸心理,这伴随着他们每一起职务犯罪的始终。”徐苏林说。  山西省国土厅原副巡视员王有明在“忏悔录”中详细讲述了自己贪腐过程的心理:我犯错误的另一个根源是自己长期存在的侥幸心理。警示教育的案例一个又一个,可就是觉得那是他们不会工作不会捞才出了事。在台上的时候心里想,我工作这么出色,各级领导都支持我的工作,谁会去告?谁会来查?退休后,心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没事。  山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党组书记张泽忠在“忏悔录”中也写道:也许有人会问,收钱时难道不害怕吗?为什么不缩回伸出去的手呢?这就是侥幸心理起的作用。我错误地认为,有问题的人不少,怎么会盯上我呢?我自己不说,送钱的人不说,谁会知道呢?就是这种侥幸心理害了我。  在庄德水看来,贪腐官员的侥幸心理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为,看别人在贪,自己也贪,查处的时候法不责众,不会查到自己;另一种表现为,认为送钱的人是自己的好朋友,不会出卖自己。其实,事实证明,往往是这些人把他们“供”出来的。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原局长湛世明在其“忏悔录”中就着重提到了“交友不慎”:“所交之友中有个别心怀叵测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我百般讨好,久而久之,使我误以为他是我的‘铁哥们儿’、‘知己’。这样的朋友就如同病毒一样,侵蚀我的思想,腐蚀我的灵魂,最后把我推向犯罪的深渊。”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曾经分管国土资源工作。2010年12月,倪发科未经组织审批同意,担任了安徽省宝玉石协会名誉会长,接触上了玉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逐渐达到了为之疯狂的程度。一些企业老板投其所好,向倪发科贿赂了大量的玉石、玉器,经办案机关鉴定,玉石等总价值1000多万。    “我在副省长任上的前两年工作还是很积极的,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央视日前播出的中纪委专题纪录片《正风肃纪》中,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亲笔悔过书首次被曝光。  现年60岁的倪发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下乡知青、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班长干起,一步步成为副省长。在庭审最后陈述中,他说自己堕落的起点是感到年龄大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就将心思从工作转移到了为退休后的生活作准备。  与倪发科有类似心态的贪腐官员还有不少。例如同在安徽副省级干部任上落马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则是认为自己埋头干工作“太傻”。  “我在阜阳工作了4年,从第四年开始,我的思想就起了变化,面对花花世界的诱惑,面对金钱名利的刺激,自己心里想,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一点实惠都没有,认为自己‘太吃亏’,‘太傻’了。也有人对我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王昭耀在“忏悔录”中说。  四川省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曾任四川达县县委书记,由于是交流干部,“虽然政绩不错,群众基础也好,但到了提拔的关键时刻,和当地干部比起来始终处于劣势”,在2007年以前的几次干部推荐中,陈光礼都没有入围。  在这种情况下,陈光礼向组织提出回老家绵阳工作,但都没有回音。2007年换届时,陈光礼感觉自己提拔无望,回老家工作也无望,换届后可能就是到市级某部门工作而已。从这时起,陈光礼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认为自己是交流干部,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苦干了几年,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是该考虑一下自己今后的路了”。  陈光礼认为“现在不收钱今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有了“换届捞一把”的想法。在2007年年初换届后,陈光礼对于朋友送钱、送物不再拒绝。办案部门查实,2007年及以后收受的贿赂,占了陈光礼受贿总额的95%以上。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其“忏悔录”中称,看到周边的一些企业家住豪宅、坐豪车、乘私人飞机、生活奢华、财富积累享用不尽,产生了羡慕心理,“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  类似的心理描述在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忏悔录”中也有体现。曾锦春称,自己曾参加了一家深圳高科技产品公司董事长的宴请,吃的是鲍鱼、龙虾等海鲜,喝的是路易十三,饭后又安排去桑拿,服务小姐个个年轻漂亮,桑拿后还去卡拉OK,夜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听说招待费一套下来花费3万多。  “我当时心想,自己虽是个厅级干部,一年的工资也许不够他们一晚的开销,要过上他们这样的日子,除非有大把的钱,现在在位还有人请客,一旦退下来就只有当看客的份儿了。要搞钱只有在退位之前搞,自己只有几年时间就退了,若再不搞点钱,今后就没机会了。”曾锦春在“忏悔录”中写道。  雅安市原副市长谭向红称,除了“贪图享乐,满足自己的私欲”外,“为孩子的出路考虑”,也是其大肆收受钱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庄德水认为,腐败行为的发生都是有动因的,有些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有人在仕途上升迁不利,去寻找经济上的补偿等,也有些是和私企老板进行攀比导致的。这些心理上的不平得不到干预,会走向畸形,产生腐败,如果能提前发现他们这些不健康的心理苗头,对他们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进行慰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腐败行为的发生。  对众多“忏悔录”进行分析后,庄德水提出,“应关注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状态,心理干预也是反腐倡廉,特别是预防腐败的重要课题”。  “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对领导干部硬性的政治要求比较多,缺少人文的关怀。通过心理干预,让其能珍惜手中的权力,珍惜现在所担任的公职,树立一定的职业荣誉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庄德水说。  徐苏林也分析称,有的贪官一开始千推万辞不受贿,有的贪官内心里盼望在自己滑向深渊的过程中,会有人来拉拉他,有的贪官则是在看了有人在贪腐以后,才放心大胆“随缘”的……可见,不论这些贪官本质怎样,如果组织监督足够到位,一些关节点上有谁能够大喝一声、猛击一掌,或能让环境焕然一新。    研究“忏悔录”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注意到,很多官员的“忏悔书”在写作模式,甚至遣词造句上多有雷同,“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例如,很多“忏悔录”的第一条都是“没有注意自己的思想”,“理论学习不够”,“思想信念发生了动摇”。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在其“忏悔录”中就这样写道:“我放弃了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没有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是贪欲使我变成了魔鬼,使我成为金钱的奴隶。我缺乏对法纪的敬畏之心,陷入了安全困境。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安全保障,就是要遵纪守法,对法纪抱有敬畏之心。”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称,“随着职务的提升,权力的变化,地位的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人生境界没有同步提升,相反私心杂念在灵魂深处滋生膨胀。”  “所谓‘思想认识不清’只是个幌子,说明他们没有对腐败进行深刻的反思,本质是对权力的公共性缺少敬畏感。”竹立家说。  “理想信念和信仰,看上去很虚,但这恰恰反映出,我们当前领导干部管理和教育最薄弱的一点。如何抓实,是今后的一个重点,怎么对这种教育方式进行创新,怎么对领导干部进行考核、评估,甚至在干部选拔任用的时候,如何避免‘带病提拔’,都是现实的问题。”庄德水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也认为,忽略了理想信念学习不是套话,而是点出了实质性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都在强调思想上的教育和学习,但真的学进去了没有?很多案例反映出,我们的思想教育,还真的没有深入进去。”  此外,还有很多“忏悔录”提到“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  湖南郴州原副市长雷渊利称,到看守所学习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才知道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挪用公款最高也可判处无期徒刑。  雅安市原副市长谭向红曾认为,“在给他人办事时,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不乱用职权,就没有大问题”。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和多次党校培训,应该是懂法的,应该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为什么还会这么说呢?”庄德水认为,这与很多领导干部法律观念不足,没有对法律充满敬畏感,没有守法的意识有关,“他们眼里看到的,都是手中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权力至上,还是官本位的观点,这是最大的问题。”  “不能仅从道德角度来检讨,不要一忏悔就想到自己贫苦的出身和年迈的老母亲,官员忏悔也应提高政治性,要从灵魂深处意识到,腐败不单是一种羞耻,更是一种犯罪。”竹立家说。  本报北京3月3日电(原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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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1-21 11:2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