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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信委原主任李朝兴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原标题:天津市工信委原主任李朝兴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天津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26日通过决议,接受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原主任、党组书记李朝兴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因对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存在失职失责、推诿扯皮、不负责任、慢作为、不作为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17年4月14日,经天津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李朝兴进行问责,免去其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成员职务。 责任编辑:

原标题:吴敦义怒呛蔡英文:两岸互动新模式难道是“台独”?  海外网9月27日电 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昨日(26日)公开宣称支持“台独”,引发岛内政坛热议。对此,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日(27日)怒批,蔡英文一再宣称要建立两岸互动新模式,难道就是“台独”?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宣称所谓“台独”的言论,蔡办随即响应,但吴敦义认为,这与台当局及蔡英文先前的说法前后矛盾。据了解,蔡英文就职之后不断提出“两岸互动新模式”,甚至在今年520就职周年前夕,还一度抛出“新情势、新问卷、新模式”的两岸关系互动的“三新”主张。吴敦义质疑台当局前后说法不一致,“何谓一致性、可持续性、可预测性的两岸关系?”  “谁更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相信人民自有评价。”吴敦义指出,两岸政策必须维护台湾民众的利益,国民党过去执政一直秉持此原则,并达成具体成果,反观民进党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倒退,连带影响台湾经济发展。  吴敦义还表示,国民党一向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宏扬中华文化,维持两岸相互尊重包容,确保台海和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此一坚定立场从未动摇。  民进党当局执政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还频频声称自己向大陆释出所谓的“善意”。台当局各个部门也都采取统一基调,向大陆“示好”,甚至“求破冰”。日前,台陆委会还接连放出《最美的风景》、《有话好好讲》两部宣传片,称“两岸和为贵”来试图缓和与大陆的关系。然而,这一切的“努力”似乎都因赖清德的一句“我支持‘台独’”而付诸东流。  针对赖清德所谓的两岸关系论述,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27日的记者会上明确指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是国与国关系,也不是“一中一台”。所以只有在这个问题上有明确的回答,所说的善意、所说的诚意才不是口惠,才不是水中花、镜中月。(海外网 李萌)责任编辑:

原标题:揭秘:大老虎们敛财为何偏爱外币?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记者 张莹 编辑 岳三猛)8月28日上午,深圳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因犯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法院查明,此人受贿人民币3265万余元、港币4670万元。  看法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在官方通报中,收受外币的落马贪官不在少数。十八大以来,已获刑的省部级官员中,至少有14人涉及收受或赠送外币情节。  其中,金额最大的是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收受外币金额折合人民币达4569万元。    这14人分别是杜善学、聂春雨、白恩培、李春城、万庆良、杨刚、谭栖伟、苏宏章、姚木根、李崇禧、蒋洁敏、王素毅、令政策、令计划等。  其中最喜爱收受外币的当属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他收受的现金包括人民币、港币、美元、欧元四种。据起诉书显示,其敛财共计1亿1125万余元,包括收受11人的港币4940万元、美元53万元、欧元5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4569万元。  敛财高达2.47亿的白恩培,也曾收受过上百万港币。昆明市委原书记高劲松于2010年和2011年春节期间,为谋求职务升迁,先后两次通过白恩培妻子张慧清向白恩培行贿共计港币200万元(折合人民币166.163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收受外币并在职务晋升上给予他人帮助,白恩培并非首例。原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聂春玉在反腐纪录片《永远在路上》中透露,“跑官要官都是逢年过节看望,一般来说两三万美元,但是一般不直截了当说要当哪个书记或者县长。他不是硬塞给你,而是看着你房间里面,比如说你公文包在桌子上面放着,他就直接拉开公文包把钱放到里面就走了。”  看法新闻记者注意到,山西省柳林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宋月照就曾在2007年至2012年期间,为得到聂春玉在职务提拔等事项上的帮助,先后向其行贿8万美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6万余元。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大老虎除了自己收外币,还向别人行贿外币。去年7月4日,令计划获刑无期。判决书显示,十八大后落马首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曾向令计划或其妻谷丽萍行贿89万余欧元。  看法新闻记者发现,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也曾收受大老虎送的外币。判决书显示,2011年,杜善学在山西省委班子换届时,为得到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的推荐、支持,在山西省政协令政策的办公室送给其1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0.665万元。  另外,2011年,苏宏章为竞选辽宁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先后给予相关国家工作人员金条、美元、购物卡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0.6949万元。  贪官为何钟爱现金?说到底,还是为了规避风险。根据我国目前实行的现金管理和大额数据报送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迫使行贿资金或其他腐败资金留下交易痕迹。因此,贿款现金瞅到合适的时机后,转移到房产、证券、股权、实体经营等投资领域,或者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都能实现“先捞后洗”。  而大部分外币又具有了重量轻、体积小、易清点等特点。其中,500欧元纸币是全世界流通纸币当中实际面值最高的。由于大面值纸币容易被恐怖分子和犯罪团伙用于洗钱等目的,它的存废在欧元区内一直存在争议。  去年5月4日,欧洲中央银行就宣布,其将在2018年底将永久停止印制和发行500欧元面值的纸币。欧洲央行指出,这是因为500欧元纸币可以被用于不法行为。责任编辑:

韩爱华不想就这样白白死去。  患病20年,如今连续三个月高烧不退,丈夫崔建国认为,妻子可能撑不住多久,想帮她完成心愿——将遗体捐献,却苦于无人接收。  他联系了北京和各地多家医院,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谁能帮帮我们?”他发出求助。  近日,一段《致命的舞蹈:我只能看着她的病情日渐恶化,直至死亡》的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上千万点击量让“亨廷顿舞蹈症”这个陌生名词进入大众视野。  视频中,家住北京市顺义区的崔建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他说,妻子捐献遗体是为了亨廷顿舞蹈症的研究,“希望这个病将来能被治愈,不要再有人重复我们的悲剧。”     全文4780字,阅读约需7分钟。    崔建国梦见,妻子韩爱华从床上坐起,换上一袭黑裙,戴上银质耳坠,穿着高跟鞋,去附近小区的公园跳舞。  20年前的事了。那时,她最爱华尔兹,尤其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每当音乐响起,她就像翩翩起舞的天鹅,旋转着,带着灿烂的笑。  体重从105斤下降到72斤,如今,韩爱华躺在床上,嘴里发出“呜呜”声,手舞足蹈,一刻不停。  她被确诊为亨廷顿舞蹈症。  “这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发病年龄多在35到50岁,表现为舞蹈样症状、认知和精神障碍。”上海瑞金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曹立介绍,患者生命持续约10到20年,目前没有治疗方法。  中国亨廷顿舞蹈症协作网调研估测,中国约有三万发病患者,而携带者(未发病)数量远远高于发病人群。  作为罕见病之一,亨廷顿舞蹈症(简称HD)并不为大众熟知。许多患者被误认为是癫痫、抑郁症、老年痴呆……一旦出现代代遗传现象,更是被视为“家族魔咒”。    韩爱华躺在床上,两只胳膊左右挥舞,右腿向半空中画圆,左腿朝上身弯曲,又放回。  洗得发白的床单在高频率“运动”下皱成一团。好几次,她险些从床角摔下来,崔建国将其拽回床中央。  时间是8月18日下午3点半。烧了3个多月,小柴胡、羚羊角粉、清热解毒丸等试了个遍,折腾了几晚,这会她趴在床上,四肢伸展着睡去——只有熟睡时,她才能停止“手舞足蹈”。  卷发剃成寸头、裙子变成背心,20年来,“走在路上总能收获回头率”的韩爱华,变成裹着尿不湿、胸下肋骨清晰可见、生活无法自理的病患。  最初的症状是“健忘”。1997年,这位新华书店的收款员,忽然打不清算盘,时常出现收款错误。转岗后,她也难以流利介绍图书,丢书情况接连发生,同事背后议论,她倍感委屈。  “这之前,妻子晚饭后都会换上连衣裙,在怡馨花园跳一两小时的华尔兹。工作受挫后,她变得沉默,也不愿再出门。”崔建国回忆。  几次出入医院,医生诊断为抑郁症。  韩爱华办理病退,将自己关在家里,白天对着电视发呆,夜里按时吃抗抑郁药物,勉强保证短暂睡眠。  但她的手脚,开始不受控制地抖动,直到2001年被确诊为亨廷顿舞蹈症。  1872年,美国医学家乔治亨廷顿发现此病,因患者不停地抖动肢体,像极舞蹈动作而得名。  曹立介绍,发病者在肢体上运动迟缓、语言不清、吞咽困难,认知上执行功能、思维加工能力衰退,精神上则表现为焦虑、抑郁躁狂等频发。以患者出现特征性运动障碍为起病点,3种障碍症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重。  “医生说这个病没法治,最多活十来年。”崔建国慌了神,第一次听说这病,就被判了死刑。  十年前,他牵着妻子的手散步回家,上到五楼楼梯时,韩爱华忽然挣脱,大幅度抖动手脚,一步没站稳,后仰着摔下楼梯,在医院昏迷两天才醒来。  从那以后,她整夜吵闹、大小便失禁、四肢抖动频率不断增加,简单的话语交流变成“嗯”、“吃”、“饿了”,病情日渐恶化,直至完全丧失自理能力。    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生命一般持续10到20年。在崔建国悉心照料下,韩爱华成了患者里的“传奇”。  每天下午,他将一碗黑色糊状物端到妻子面前,这是她的水果榨汁餐。2012年,韩爱华病情进入晚期,吞咽成为困难的事。  一碗食物必须完全打碎,再一勺一勺送到妻子口中。她的头也来回摆动,到嘴边的流食常随着两侧嘴角滑落,流到脖颈和枕头。崔建国耐心擦拭,他计算过,喂完一碗食物需要半小时,喂下去的分量约三分之二。  Burgunder教授称,从全球范围看,HD患者最主要死因是肺炎,例如因吞咽导致窒息。  华显珍的大儿子孙立军,就是“被馒头害死的”。  疾病缠身后,儿女先后“被离婚”。为了照顾爱人和孩子,华显珍不断打零工,靠两千多的低保和养老金撑起全家人的生活。经济条件差,她只能用粗粮给患病的孩子喂食。  2006年立秋后的一个晚上,她将蒸好的一块白馒头送到大儿子手里。他坐在床头,左右手接过馒头,往嘴里送。  她转头去另一个屋看二儿子。10分钟后再回来时,孙立军躺在床头,眼珠上翻,感受不到呼吸。再等邻居赶来帮忙,儿子彻底咽了气。  措手不及的死亡,成了每个亨廷顿舞蹈症家庭隐秘的伤痛。  “国内也出现不少患者,因走路不稳,摔倒后出现脑出血等症状,最终病情恶化而逝”。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鲁伯埙教授称,也有患者就医时,得到“治不了”的答案,放弃求生念头。  韩爱华也想过死亡。还能歪歪扭扭走路时,她每天下午都嚷嚷着要去潮白河边。  之后,韩爱华越发丧失语言功能,一天傍晚,崔建国推着她站在潮白河的土坝上,心生悲凉。  “你要是觉得痛苦,要不咱一起跳河算了。”崔建国开了句玩笑。  平日不接话的妻子忽然说:“好,听你的。”    韩爱华曾向丈夫提起,母亲举止异常,在自己3岁时忽然离世  “当时我也没放在心上,只是觉得她母亲早逝,很心疼她。”崔建国回忆。  研究HD20年的Burgunder教授在回复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邮件中表示,亨廷顿舞蹈症由基因紊乱引起,损坏细胞大量功能的同时,导致神经细胞的错乱,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这些患者的家族,就像是“被诅咒”般,走不出死亡的阴影。  今年2月24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甘南县的华立波,在医院昏迷三天,未能抢救成功。39岁的她,撇下10岁的女儿离世。  她是这个家庭患HD去世的第7人。  “今后再没有人叫我妈了。”华立波的母亲华显珍哭干眼泪,此前,她亲眼看着公公、丈夫、小姑、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相继离世。  20年前,她的丈夫患病去世,10年前,大儿子表现出一样的手脚抖动症状、说话口齿不清、走路左右摇晃,她才恍悟,这是家族遗传病。  Burgunder教授谈到,欧洲的亨廷顿舞蹈症患者人数约每10万居民8人,中国患者人数保守估计为三万人。“一些领域研究的新数据显示,这个数字可能会被低估”。鲁伯埙分析,根据人口的年龄分布简化模型推算,假设每个年龄的人数一样,未发病的携带者是发病的3倍。  2006年和2012年,她的两个儿子去世时均不到40岁——大儿子因吞咽馒头困难被噎死,小儿子瘦到只剩一层皮,未抵抗住病痛的折磨。  女儿求生欲望强烈,一直幻想着痊愈,但现实不如愿。在一次求医回家的高铁站,她没有站稳,倒在台阶上,昏迷两夜后醒来,病情却急转直下,不出半年离世。  曹立表示,HD的基因突变特点是 “动态突变”,加上遗传早现的现象,被遗传患者一代比一代年轻。但具体到某个家庭,需要看基因突变拷贝数,并不能看作是必然规律。Burgunder教授认为,其他遗传变异也可能改变疾病的表达及环境影响。  “  崔建国从未打算带儿子做基因检测,他不想再面对重复的打击。  “不做,这样我们一家三口过得轻松些。”平日在家,他与29岁的儿子也从不谈论有关HD的任何话题。  华显珍也拒绝给还在上小学4年级的孩子做检测。“既然治不好,知不知道也没那么重要了。”她说。  10岁的孙女偶尔问起,自己将来会不会和妈妈一样,她避而不答,“孩子不该背负那份惶恐。”  中国亨廷顿舞蹈症协作网的协调员冯璐扬告诉记者,因为HD是单基因显性遗传病,只要父母中一方患病,一定是50%的几率遗传。  一旦被遗传基因选中,成为突变基因的携带者,按患者发病的年龄规律,一般在35到50岁,病症逐步显现。  没做基因检测前,成都的熊祥旭已规划好人生。  带女儿做一次基因检测,如果是携带者,就便通过产前检测再生一个健康宝宝,将来能照顾患病的女儿。  还要努力多挣钱,为丈夫和孩子存一笔钱,再带家人去西藏等地多旅游几趟。  “好像在列遗愿清单。”熊祥旭轻声说道,如果检测结果显示自己是HD的携带者,她会选择在发病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给家人带来困扰。  成都华西医院的化验结果为否。熊祥旭清楚记得,出检测报告的前一夜,她只睡了不到两小时,似乎一把火烧到嗓子眼。  鲁伯埙教授介绍,基因检测技术简单易行,可诊断病人子女是否为HD的携带者。1993年左右,基因检测技术就开始在多地的三甲医院施行。  但现实生活中,介于个人情感和经费原因,做基因检测的患者非常少。  不知道死亡会不会降临,以及何时降临,是这些患者家庭最大的恐惧。他们小心翼翼地生活,却难以摆脱命运的残酷选择。    即使拥有明显的发病特征,国内医学界对亨廷顿舞蹈症仍然知之甚少。  去年12月,熊祥旭的母亲在辗转多家医院后,被确诊为HD。  当时距她患病已有4年之久。  从诊断为抑郁症,到疑似帕金森病,她看过心理医生,做过CT,核磁共振等检测项目,最终通过基因检测确诊为HD。  鲁伯埙教授称,患者就医时,一些医生将之误诊为癫痫、抑郁症等,导致患者缺乏对亨廷顿舞蹈症正确认识,加快身体衰退。  而放眼全球,因神经系统的功能性复杂,还没有研究人员攻克该病在人体的发病机制。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始终没出现任何可以治疗甚至延缓病发的手段。  去年,中国首家致力于服务亨廷顿舞蹈症患者和家庭的“风信子关爱”公益组织成立,其负责人曹茜的母亲,7年前被确诊为亨廷顿舞蹈症,她的外婆和两个姨妈,相继去世。  她为亨廷顿舞蹈症做了一次调查,在接受调查问卷的103个人中,被确诊为亨廷顿舞蹈症后,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的人高达37.25%。  目前,被访者近期最迫切想接受的治疗方式依次为:药物治疗33.33%,手术治疗17.65%,康复评估15.69%。  在治疗方面,Burgunder教授认为,现阶段许多药物可用于缓解HD运动或精神方面的症状,但医生需要根据每个患者本身的情况,保证药物副作用与症状改善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  非药物治疗的关键则是护理条件。专业的护理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助于患者延长寿命。鲁伯埙教授解释,HD患者抖动时每日消耗的卡路里是正常人的3倍。但从研究的样本来看,劳作和锻炼能延缓发病,所以对病人的悉心照顾显得尤为重要。    和二儿子一样,华显珍将女儿的遗体捐献,用眼角膜换回两个人重见光明。  眼看着妻子身体每况愈下,崔建国也尝试将她的遗体捐献,这也是韩爱华最后的心愿。  她们希望将遗体捐给亨廷顿舞蹈症的研究事业。崔建国咨询了首都医科大学等北京三家遗体捐献点,对方均表示,现阶段遗体捐献只用于临床教学,专项的遗体研究需要立项申请经费,无法满足要求。  是否有必要进行遗体捐献?鲁伯埙教授的答案是肯定的。病人的脑组织样品是珍贵的研究对象,需要建立一个脑库专门存放这些死者的脑部。据他了解,只有临床医生才能申请这样的立项,且必须经过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手续,最迟在病人去世后48小时完成取样。  Burgunder教授指出,在欧洲也有患者愿意死后捐赠遗体用于科学研究,且一些项目已启动资金用于保存这些遗体。“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合理地准备材料(遗体),并保存他们用以研究。”他表示,在活体中收集生物标本(血液,尿液,甚至脑脊髓液)、疾病症状的大量数据也需要收集。  “致命的舞蹈”真的是不治之症吗?  作为欧洲亨廷顿舞蹈病网络(EHDN)的主席,Burgunder教授一直在支持国内HD的临床和科研进展。例如,比较中国和欧洲的疾病表现及其遗传背景,参考中药的经验;推进合作化研究等。Burgunder教授相信,所有这些努力,都会为推迟疾病的进程做出贡献。  乌云背后是否还能显现光芒的金边,Burgunder教授持乐观的态度。他表示,现在已有大量出版的研究结果关注于该病的发病机理以及临床表现。目前,治疗手段的潜在进展在于基因和蛋白的研究。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基于人体的研究正在进行,预计中国也将很快会出现。  曹茜在500人的病友群里为患者解答疑问,华显珍正愁着为考上大学的孙子攒学费。熊传旭已经与父母约定过年一起来北京逛庙会。  崔建国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站在阳台,对着五十多盆多肉植物发呆。偶尔浇点水,他们就能拼命存活,仿佛预示着,只要自己还干得动,妻子就永远不会离开一样。  新京报记者 赵蕾 实习生 赵今朝责任编辑:

原标题:首个机械式公交立体停车楼在京开建  近日,首个机械式公交立体停车楼在北京开建。这个专门给公交车停靠使用的停车楼不仅能有效提高公交车停车的占地面积和利用率,同时也不乏一键式存取车,自动化调整排序等新技术。  今后建成的机械式公交立体停车楼比以往公交平面停车少了八成占地面积,而且还有智能化一键式存取车功能。原来在传统平面的公交车停放场站,公交司机开车运营辛苦了一天后,回来还得找车位,而当所有的运营车辆都回到场站停好后,在凌晨时分,还得有工作人员把所有的公交车按照第二天的出车顺序重新停放排列。而这个立体停车楼将完全省去这些人力和时间成本。通过提前对系统的程序录入,工作人员只需一个按钮,就能让公交车自动存取,而排序也是完全自动化的。  北京首钢城运控股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肖树坤:在一层我可以做洗车修车,还有充电的功能,我们在总体设备上属于综合考虑。  据了解,目前已经开工建设的机械式公交立体停车楼,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首钢二通厂的一片空地上,占地面积14800平方米,地上四层,均为公交车停放使用。  北京公交集团场站建设分公司的经理 韩从笔:公共交通要满足人们的出行,其实公共交通也可以引导人流,在首都定位、功能疏解、产业疏解、人流分流上做出公交人的贡献。责任编辑:

分类:搞笑

时间:2016-09-07 13:3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