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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曲靖境内高速11车追尾致5死4伤

新华网昆明7月20日电(王研、邵安琪) 记者从云南省曲靖市委宣传部获悉,19日15时许,杭瑞高速曲靖境内段发生一起连环相撞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共造成5人死亡4人受伤。  据了解,车祸发生地点位于曲靖市境内的滴翠山服务区附近,事发时该路段正在下雨,路面较为湿滑。当时,虎某某驾驶轻型自卸货车由曲靖驶往昆明方向,行至杭瑞高速马龙县境内时,因所驾车辆失控与前方同向行驶的一辆小型客车尾部相撞,随后继续推行该小客车向前,致使前方8辆车首尾相撞。车祸导致该小客车车上5人当场死亡,其他车辆另有4人受伤。事故现场共有11辆机动车不同程度受损。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救援,4名伤者已被送往马龙县人民医院和曲靖六十九医院进行抢救。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编辑:

新华网北京7月2日电 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大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乐大克,男,汉族,1960年3月生,江西东乡人,198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2月参加工作,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1976.12——1978.03 江西省东乡县红星垦殖场知青  1978.03——1980.02 江西省东乡师范学校学习  1980.02——1991.09 江西省公安厅九处干部、二科副科长、秘书科科长(其间:1980.02——1981.02在中国刑事侦察学院学习;1983.09——1986.07在江西大学夜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8.08——1989.08挂职任江西省上高县公安局副局长)  1991.09——1994.12 江西省公安厅九处副处长(其间:1993.09——1994.01在江西省委党校青干班学习)  1994.12——1995.06 江西省国家安全厅二处副处长  1995.06——2000.08 江西省国家安全厅二处处长(1994.08——1996.12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涉外经济专业学习)  2000.08——2004.08 江西省国家安全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其间:2000.09——2002.12在江西省委党校法律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  2004.08——2004.09 江西省国家安全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正厅级)  2004.09——2004.11 西藏自治区国家安全厅党委书记  2004.11——2012.12 西藏自治区国家安全厅党委书记、厅长(其间:2006.07——2009.07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2010.09——2011.01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  2012.12——2013.01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区国家安全厅厅长  2013.01——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简历来源:新华社客户端)编辑:

来源:新华社  记者17日中午获悉,陕西山阳已搜出12具遇难者遗体,武警部队十多人组成的人工搜索队,已进一步扩大搜索面积。  经过16日晚与17日上午的搜寻,救援部队又在滑坡现场搜索到多具遇难者遗体,截至17日中午12时,现场共发现12具遇难者遗体。  另外,记者17日上午从武警交通第二总队第五支队了解到,17日开始,陕西省武警总队与武警交通部队由十多人组成的人工搜索救援队伍,携带挖掘与搜索设备,在之前确定疑似有被压人员的位置展开人工挖掘,并扩大搜索、挖掘面积。  8月12日0时30分许,位于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中村镇烟家沟村的陕西五洲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生活区发生山体滑坡,造成部分职工宿舍和民房被掩埋。目前距事件发生已经超过120个小时,仍有52人失踪。编辑:

新浪编辑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今天上午在京签署。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其中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亚投行总部设在中国北京,中国投票权占26.06%。中国认缴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成为亚投行第一股东。26.06%的投票权,也意味着中国对重大事务拥有“一票否决权”    来源:财政部新闻办公室  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柬埔寨、文莱、中国、埃及、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冰岛、印度、印尼、伊朗、意大利、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沙特、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土耳其、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其他尚未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见证签署仪式。根据《协定》规定,此次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为中方授权代表签署《协定》并在仪式上致辞。  楼继伟指出,筹建亚投行是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在出访东南亚时提出的重要倡议,这是中国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发展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是多赢选择,得到了各方广泛积极的响应。  楼继伟表示,2014年10月,首批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随后,先后有35个域内外国家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了亚投行。5月下旬,经过四轮专业、高效的谈判磋商,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如期商定了《协定》文本。《协定》签署仪式的举行是亚投行筹建进程中又一里程碑,标志着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入《协定》批准生效和全面做好运营准备的新阶段。  楼继伟强调,各国签署《协定》后,还需经本国立法机构批准。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后,《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下一步,各方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积极推进包括完成各自国内立法批准程序在内的各项筹建工作,确保亚投行如期在年底前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  来自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政府代表、中外方嘉宾共计300余人参加了《协定》签署仪式。    一、宗旨  (一)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二)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  二、成员资格  亚投行成员资格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开放。不享有主权或无法对自身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申请方,应由对其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银行成员同意或代其向银行提出加入申请。  三、股本  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分为100万股,每股的票面价值为10万美元。初始法定股本分为实缴股本和待缴股本。实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200亿美元,待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800亿美元。  域内外成员出资比例为75:25。经理事会超级多数同意后,亚投行可增加法定股本及下调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但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不得低于70%。域内外成员认缴股本在75:25范围内以GDP(按照60%市场汇率法和40%购买力平价法加权平均计算)为基本依据进行分配。初始认缴股本中实缴股本分5次缴清,每次缴纳20%。  目前总认缴股本为981.514亿美元,原因是个别国家未能足额认缴按照其GDP占比分配的法定股本。中方认缴额为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实缴59.561亿美元。  四、投票权  亚投行的总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每个成员的股份投票权等于其持有的亚投行股份数,基本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12%,由全体成员(包括创始成员和今后加入的普通成员)平均分配,每个创始成员同时拥有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比重约为15%。  按现有各创始成员的认缴股本计算,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  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中方和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均将被逐步稀释。  五、业务运营  亚投行按照稳健原则开展经营。亚投行的业务分为普通业务和特别业务。其中,普通业务是指由亚投行普通资本(包括法定股本、授权募集的资金、贷款或担保收回的资金等)提供融资的业务;特别业务是指为服务于自身宗旨,以亚投行所接受的特别基金开展的业务。两种业务可以同时为同一个项目或规划的不同部分提供资金支持,但在财务报表中应分别列出。  银行可以向任何成员或其机构、单位或行政部门,或在成员的领土上经营的任何实体或企业,以及参与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或区域性机构或实体提供融资。在符合银行宗旨与职能及银行成员利益的情况下,经理事会超级多数投票同意,也可向非成员提供援助。亚投行开展业务的方式包括直接提供贷款、开展联合融资或参与贷款、进行股权投资、提供担保、提供特别基金的支持以及技术援助等。  六、治理结构  亚投行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  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亚投行的一切权力。理事会可将其部分或全部权力授予董事会,但以下权力除外:吸收新成员、增减银行法定股本、中止成员资格、裁决董事会对本协定的相关解释或适用提出的申诉、选举银行董事并决定其薪酬或支出、任免行长并决定其薪酬、批准银行总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决定银行储备资金及净收益分配、修订本协定、决定终止银行业务并分配银行资产、行使本协定明确规定属于理事会的其他权力。  董事会负责亚投行的总体运营,为非常驻,除非理事会另有规定。其权力包括理事会的准备工作、制定银行政策、就银行业务做出决定、监督银行管理与运营并建立监督机制、批准银行战略、年度计划和预算、视情成立专门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每个财年的账目等。董事会共有12名董事,其中域内9名,域外3名。  亚投行设立行长1名,从域内成员产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同时设立副行长若干名。  七、决策机制  理事会采用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原则进行决策。简单多数指投票权的半数以上;特别多数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半数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一半的多数通过;超级多数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  除本协定另有明确规定外,理事会讨论的所有事项,均应由所投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决定。选举行长、增加资本金、修改协定、下调域内出资比例等重大事项均需要以超级多数批准,吸收新成员则采用特别多数原则批准。  除本协定另有明确规定外,董事会讨论的所有问题,均应由所投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决定。其中,董事会制定主要业务和财务政策、向行长下放政策及项目决定权需不低于总投票权的四分之三多数批准。  八、总部选址  亚投行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可在其他地方设立机构或办公室。  九、特豁待遇  银行在各成员境内享有相关豁免权、特权及免税权。  其中,银行的全体理事、副理事、董事、副董事、行长、副行长及高级职员和普通职员,包括为银行履行职能或提供服务的专家和咨询顾问,其以公务身份从事的行为享有法律程序豁免,同时在入境限制、外国人登记要求、国民服役、外汇管制方面也享有豁免和特权。  银行及其根据协定拥有的资产、财产、收益、业务和交易,应免除一切税收和关税,并应免除银行缴纳、代扣代缴或征收任何税收或关税的义务。对银行给付董事、副董事、行长、副行长以及其他高级职员和普通职员,包括为银行履行职能或提供服务的专家和咨询顾问的薪资、报酬和费用不予征税。除非成员在递交批准书、接受书或同意书时,声明该成员及其行政部门对银行向该成员公民或国民支付的薪资和报酬保留征税的权力。  十、生效条件及临时性安排  至少有十个签署方已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或同意书,且签署方初始认缴股本的加总数额不少于认缴股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本协定即告生效。  第5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通过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并非协定的一部分或附件,而是亚投行的一份基本文件。其主要作用是记录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上各方达成的与协定相关、但又不适合放入协定的共同理解,用于今后解释协定时备查。报告正本为英文。  报告规定,在协定生效前(2015年底),各意向创始成员继续以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为筹建亚投行的磋商机制;自协定生效之日起至协定规定各成员批准截止之日(2016年12月31日),将通过临时性安排为尚未成为成员的签署方继续参与银行治理提供机会,允许其作为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会议,并组成名义选区参与董事会会议,但不拥有投票权;同时重大决定将通过所有签署方充分磋商,并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2016年12月31日之后,上述临时性安排终止。  十一、协定文本  文本分别以英文、中文和法文写成,同等作准。银行的工作语言为英语,银行在做出所有决定和依照协定相关规定进行解释时,应以协定的英文文本为准。编辑:

收费公路多达上千亿的亏损数额,难逃“糊涂账”的质疑,有关部门必须给出明细账本,才能令公众信服。  昨日,交通运输部公布2014年收费公路统计公报,公报指出,2014年度,全国收费公路收支平衡结果为负1571.1亿元,除去政策性减免车辆通行费473.7亿元,实际亏损超1000亿元。对比起“2013年亏损661亿元”的账单,仅仅过了一年亏损数额就翻番,这让舆论捉摸不透。  就在不久前媒体还披露,一季报显示,18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一季度平均销售毛利率为58.19%,超过银行和房地产的48.75%和34.37%,平均暴利程度居各行业之首。高速公路上市公司如此暴利,收费公路却巨额亏损,让人生疑。再加上前些年审计署对18个省份高速公路收费的专项审计报告显示的,其普遍存在高额福利、超编严重等问题,公众难免对此亏损数据缺乏信任。  去年针对公众对巨额亏损的质疑,交通部门称,高速公路“近9成收入用于还债”。这次亏损加速,收入被用于还债自然又是“主因”。尽管跟2013年的相关“财务报表”中高达支出总额27%的日常运营管理费比,今年降到9.7%释放出积极信号,可多达上千亿元的亏损数额,仍难逃脱“粗线条”“糊涂账”的质疑。  值得追问的是,全国层面的收费公路建设投资支出、其收入支出等数据,到底是怎样核算出来的,是由省市或相关公路经营公司自行报告的呢,还是经过相关审计确认的?广东省交通运输部门2014年收费公路“由亏转盈”,前后相差32.7亿元的“乌龙”,就让公众对这“大数据”疑窦更甚。  今年年初,交通运输部回应“夸大亏损”时曾说,政府还贷公路债务余额与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基本一致。就算如此,收费公路收入开支是否合规合理,有没有做到专款专用,也亟须追溯。实质上,之前相关审计报告揭示的有些高速公路企业挪用公路专项资金,用于建楼堂馆所,或投资理财等,就说明了问题。  当然,收费公路连续亏损,也跟“统贷统还”模式下高速公路“超前”建设的局面有关。而要解决这一死结,两个公路体系当尽早形成:普通公路由政府公共财政承担,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高速公路通过收费方式,由用路者支付,提供效率服务。同时努力做到每一条收费公路附近或平行走向上有一条以上可供选择的非收费公路。而这也是交通运输部改革的基本思路。  另一方面,资料显示,A股市场的高速公路公司多数在1996至2000年期间上市,迄今已有10多个年头,日进斗金,赚得盆满钵满。从分红角度来讲,高速公路股息率也是最高的,可以说是A股分红最慷慨的板块。一方面是收费公路普遍亏损,一方面是相关上市公司给股东慷慨分红,这不合理。或许应该考虑,路桥板块上市公司相关资产或置换,或重组,或直接退市,就像一些公交上市公司那样,回归公共属性。  收费公路又巨亏,路桥公司却狂赚,这种对比,必然把舆论引向对个中落差的质疑。基于此,必须对收费公路盈亏进行全面审计,有关部门也应给出更客观、真实、详细的收支数据;在此之外,也必须理顺高速公路收费制度与回馈机制,避免不合理运营管理与寻租对亏损数额的推高。(原标题:收费公路亏在哪,要让公众看得清)编辑:

分类:旅游

时间:2016-10-01 09:05:23